进学以术，诤雅诲俗——读李零《放虎归山》有感

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偏爱吧，我认为李零是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三代学人中的佼佼者。史学界中学考古出身的他和学经济社会史出身的秦晖，我都相当地喜欢。虽然李零屡次声称自己不是学者，也说自己的知识分子意识特别淡薄，但我们从他大多数的“非学术”文章中依然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一定基础上的胡来”内底里的学术味和书生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学生，当时让我在学海中差点溺水的就有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其目录诱人而术语艰涩，内容冷僻，但又让心存好奇的我不甘却步，可怜我书还没全读懂，四年的大学时光就匆匆流逝了。

这些年混迹江湖，水性渐好之后，我慢慢地品出李零文字的奇美来：《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写得通透明了，使人大惑渐开；而《花间一壶酒》、《放虎归山》等文集多是寓庄于谐，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益，若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读后感的话，那我会选择“清爽”。

不过《放虎归山》毕竟是一本杂文随笔集，谁要想从书里归纳出什么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没准会是徒劳。然而大致通读此书之后，我还是忍不住萌生了“概而言之”的奢想。今年新出的《放虎归山》（增订版）收入旧文18篇，近作10篇，李零将其分成七个部分。关于旧作重刊，我最近才渐生了“同情之默应”，现在，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种“策略性写作”。我认为，一个事关具体社会改良的理论观点或建议，若未能最后促成现实社会的进步，那它就有反复强调或不断修正的必要。从初版至今，李零“放虎归山”式的自由写作实践已有十余年，他的写作风格也基本定型，他给我的整体感觉是这样的：胆识过人，行文生动，把学问做得有趣，通俗而不媚俗；荤面素里，眼光独到，靠真实和真诚来打动读者，引人关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由史实考辨而深入主题，为循名责实而设问自答，运用史料得心应手，并在叙事手法、格局和论见上高人一筹。

从该书的10篇近作来看，他的文章和启功“行文简浅显”的主张已同归一途。我喜欢的，不单是他京味十足的鲜活短句，还有他自嘲的“括号体”，这种几乎散布在每一篇文章里的“括号体”，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夹注，它具备了相声的某种审美价值，括号内外就像两个说相声的人，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常使人会心一笑，如沐春风。

“野化”多年的李零，就凭着这一身本领，进学以术（以方术研究为其治学优势，纠正以往重“学“轻“术”的学人积弊，拓宽学术研究的畛域），诤雅诲俗（摆事实、讲道理，给爱好某某热的知识界和普通民众降温退烧），自在地写着朴实而严谨的文章，让那些惯于鼓吹“即用见体”却往往辞浮于理的新儒家恼羞成怒，但又无力作出有效回辩。

《放虎归山》一书所收文章不多，本着“替人读书”的善良意愿，也为了说明我的“概而言之”的不离谱，下面我想对李零自行分设的这几组文章作一点选择性的简略述评，若有误读或臆断，还望方家指正——

写于1988年的《历史怪圈》和《服丧未尽的余哀》，可以和去年写的《传统为什么这样红》相参看。前两篇是给反传统者泼凉水，后一篇是该书最重要的文章（演讲稿），李零广征博引，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各种传统文化热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在李零看来，无论是怀着积怨与自卑心态对传统文化进行诋毁，还是别有用心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缺乏节制地褒扬，都不是可取的态度和做法。对传统，我们要有自信，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贵在进行全面、深入而细致地研究，由此认识到“西化”之不可怕和“国学”的不可靠；他同时也主张：妥善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比生造什么假古迹和“儒教”重要得多。

“大树飘零”的三篇，一是缅怀学界前辈朱德熙，二是悼念亡友陈建敏，三是写小说《少年先锋》里的父亲和他眼中的父亲的差异，父亲一生坎坷的“革命”经历至少对李零有着这几点影响：讨厌战争，腻味做官，对世事的敏锐洞察力得益于社会阅历和人生体悟。

“屠宰时光”中的三篇，《“徒劳”的悲壮》是一篇书评，李零对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做了精当的评介；《当代〈封神榜〉》则对美国商业电影进行了全景式的轻松酷评；《汉语中的外来语》是一篇比较重要而又有待再度阐发的佳作，此文旨在告诉我们：现代汉语的许多术语，多由日文转译而来；厘清汉语外来词的含义，为各类概念“正名”，有利于我们减少对各种理论文本的误读，也能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议。

“临终关怀”中的《太史公去势》所要表达的，主要就是世易时移，知识分子“大势已去”，别老想着上智下愚，要“解斯民于倒悬”；《文人相倾》则对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作出深度剖析，指出文人的可怕在于当他“更爱真理”的主观意愿沉降为“唯我独尊”的心态后，他往往就会依仗其权势地位打压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同行，甚至不择手段地“整人”。针对周遭的“文人相倾”，李零的选择是这样的：“1984年，我从考古所逃到农经所，发誓宁肯放弃专业，跳出三界之外（考古界、古文字界、历史学界），也绝不向我所憎恶的流氓学者妥协。”（第29页）让我心生敬意的是，在社科院农经所，李零果真用心地研究起了土地制度史，并在1984年的《文史》总第20期上发表了《<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

“纸上谈兵”和“闭门造车”是最能体现李零个人写作风格、学术趣味、价值倾向和思想境界的两组文章，尤其是“纸上谈兵”，几乎篇篇都精彩，可以数读不厌，李零也自称这是他的“保留节目”。《真孙子》以日记体裁叙述孙子研讨会之怪现状，写人状物时指名道姓，罕有顾忌；《纸上谈兵》一在说明谈兵和用兵难得兼顾，兵学最发达之宋代，正是军事上屡战屡败的时期；二则表示至少在整体构思和文意表达上，《孙子兵法》要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强；三是指出西方的“Macho”跟中国“兵不厌诈”的军事传统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路向。《侠与武士遗风》一文以《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为例证，强调侠之“武”，不止是陈平原臆解之性格倾向，而是具体的行为。武侠小说的“侠”不过是人们长期以来缺什么就盼什么的幻梦，旧上海的黄金荣才是现实中的“侠”。《汉奸发生学》和近作中的《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万岁考》，皆可谓“正名”之作，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李零以伍子胥、勾践、李陵、吴三桂为例，证明“汉奸”多为时势所造所迫……

在10篇近作中，《伟大不需要吹牛皮》作为讨论会的发言，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五种形态” 论的缺陷和马克思及其所处时代的史学家们的眼界局限，李零认为反思“现代性”，关键是要扬弃19世纪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南城读书记》说得更多的并不是读书，而是会友、请饭，还有一个普通市民因装修房子而起的烦闷和牢骚。其余几篇，是访谈、宣传或演讲稿，也可以看作是李零的简缩版自传和自评，就在这些篇章里，他实践着“说话要说大实话”的主张，向所有的读者敞开了心扉。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李零之文不单让人感到清爽和愉悦，也有让人感动之处，在好几篇文章中他都说过意思相近的话：“中国现在的事搞不好，有远因，有近因，更重要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第5页）“今天中国的事也和‘文化革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第18页）这就让我更为确信，“放虎归山”的写作态度，并不是“逃”，李零“逃出专业，走向业余”的选择，何尝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眼光向下的道义担当呢？

通读此书之后，我也还是小有疑问的，在此暂举几例：书中作为附录的李晓晖《千古风流在中华》一文，其中“到了清朝就只有满族女子才不裹脚”（第149页）一句，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为何不以脚注或尾注的形式改过来？（福格《听雨丛谈》有云：“东西粤、吴、皖、云、贵各省，乡中女子多不缠足。”吴震芳《岭南杂记》亦有相关记载。）我对李零先生虽心存敬爱，然亦发现其书中的可商之处，他认为胡适的哲学史著作的文化立场其占位比冯友兰高，而我认为胡适的开风气之先并不意味着沿其治学路子做下去就可以致坦途、获新知、成正果。说人品，我敬胡而远冯；论学术，我当然更愿意看冯氏的书。再有，以西方哲学史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也并非一无是处，只要能更好的厘清汉语外来词相关术语的含义，中西方哲学之间就可以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在这一点上，自称是“全盘西化论者”的李零先生怎么转而对“西化”如此戒备呢？

另外，我觉得李零先生在《南白和北白》中“害怕南方的编辑给我改文章”的说法，既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也是一种可扬弃的成见。“北白”固然有鲜活的短句，可若短到张中行那样，就有点支离零星之感了，“南白”以闽粤诸方言所作之歌词戏曲，其古雅之妙，“北白”又如何与之媲美呢？

至于李零说“中国功夫打败外国大力士……这都是虚构”（第211页），这种缺乏考证的结论就下得太草率了。李零先生有空不妨翻查一下20世纪的中国武术史料，说“这多属难经深究的传闻”就可以了，“这都是虚构”一类的全称判断还是少下为好。

我想我是说多了，怀着“替人读书”的念头，喋喋不休，忘了我的评介只是指月之指，为了不败坏有意阅读《放虎归山》的朋友的胃口，我该收声了。

（《放虎归山》，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